朱德早期军事生涯与南昌起义革命火种保存的研究

刘华

〔摘要〕1927年10月，当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濒临绝境时，是朱德率部脱离险境，从而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何以能担当危急关头保存革命火种的重任？本文从朱德早期军事生涯这一视角考察了朱德能保存革命火种的原因：在早期军事生涯中，朱德历炼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探索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积聚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储备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不断创新战略战术的能力，为革命火种的保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正确的革命方向、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强有力的军事保障。
1927年10月，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到赣南。当时天寒地冻，雨雪纷飞，后有敌军追击，前有民团滋扰，部队又无军需给养补充，士气低落，人心涣散，逃跑者众，只剩下七八百人，师团政治干部仅剩陈毅一人，部队濒临绝境。在此危急时刻，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中，朱德登高一呼，“愿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以“隐蔽北进、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的正确战略抉择，以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将这支濒临绝境的部队带出险境，从而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朱德何以能担当起危急关头保存革命火种的重任?本文力图从朱德早期军事生涯这一视角，来考察其能保存革命火种的原因。
一、朱德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在早期军事生涯中，历炼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为保存革命火种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1909年，朱德怀着“从戎救国”的志向，从四川千里跋涉来到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开始其早期革命生涯。朱德曾回忆说：“我一心一意投入到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
1911年10月，朱德参加云南辛亥革命——重九起义，率部攻打总督衙门。11月中旬，朱德率队参加了云南军政府援川军事行动。1913年夏，朱德因在云南辛亥革命和援川战斗中指挥有方，战功卓著，升任营长，率部镇守云南边境的临安（今建水）、开远、蒙自、个旧一带，常年与帝国主义殖民军和当地土匪作战。1916年初，朱德参加护国战争，率部入川，屡建战功，成为威震全国的滇军名将。
1917年7月，护法战争爆发。川、滇、黔各军首领借护法之名争权夺利，混战不止。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朱德认识到：“天天打仗不是个办法，老百姓太苦了，作为军人也不能这样盲目地打下去。”〔2〕1918年，朱德提出“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等主张，〔3〕但遭到唐继尧拒绝。朱德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大失所望，“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4〕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也给朱德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曾回忆说：“我已亲身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5〕经过勤奋学习、深入的思考，再加上五四运动初步显示了中国民众的力量，朱德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彻底失望，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朱德拒绝了军阀杨森的师长之位，婉拒了孙中山要他重聚滇军的建议和10万大洋的军费，决定远渡重洋，留学德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他曾对孙中山说：“欧洲已经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去研究这个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运动，对我们中国革命会更有好处。”〔6〕同时，他在北京、上海两地四处寻找中国共产党，在入党请求被陈独秀冷拒后，却并不灰心，1923年在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终身为党作军事运动。
从上述历程可见，朱德胸怀祖国，决心救国救民于水火，矢志不移。这正是朱德在早期革命生涯中不断革命，永不停息，参加了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几乎每一场重大革命运动，在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挽救中国后毅然转向马克思主义，抛弃高官厚禄，历经曲折艰难，寻找、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的精神动力。这种动力，催生了朱德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并成为南昌起义军余部濒临绝境时，他感染鼓动部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支柱。
1927年10月，当南昌起义部队濒临绝境时，他满怀革命必胜信心，精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朱德指出：“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7〕朱德强调中国革命必然要向前发展，“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己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8〕朱德的话令人信服，感人至深，为部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使部队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增强了凝聚力，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在其感染和鼓动下，经过著名的“赣南三整”和犁铺头休整，部队终于挺过难关，发展壮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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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德在早期军事生涯中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为保存革命火种选择了正确的路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朱德就在不断的军事实践中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相继失败，他开始思索中国革命的新出路。留学欧洲期间，他一边积极组织领导留学生党支部活动，一边考察研究欧洲工农运动。在详细地研究了德国由工农组成的“红色前敌”的组织形式和人员情况后，他说：“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第一要有人民的军队，第二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9〕因此，留欧归来，朱德已有了中国革命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初步思想，并在实践中开始重视工农运动。
1926年，朱德在杨森部工作期间，与陈毅一起组织发动万县工农商学兵妇各界数万群众参加反英暴行大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英帝国主义的罪行。1927年，在江西南昌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长时，“为了在思想上武装农民，朱德同志曾给农民运动训练班的学员讲过课。为了从实力上武装农会，朱德同志曾派军官教育团的同志给农训班送去大批枪支弹药。另一方面，为了提高军官教育团学员的思想觉悟，朱德同志又请农训班的同志到教育团讲课。在这个互相学习的过程中，军官教育团和农民训练班的学员，在政治、思想、军事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10〕但上世纪20年代的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仍然因袭十月革命和北伐战争的经验，主张走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要目标的城市革命道路。朱德曾回忆说：“那时候党中央的政策不想打游击，而是想搞城市起义。”〔11〕
南昌起义军南下转战途中，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部队濒临绝境之际，朱德本着实事求是、善于总结、敢于创新的一贯风格，独自探索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27年10月7日，在得知南下潮汕的主力失败后，朱德在广东饶平的茂芝召开了干部大会，经过讨论，决定了“隐蔽北进、穿山西行、直奔湘南”的正确战略抉择，这标志着朱德在实践中已突破了当时盛行的城市中心革命论，一条主张到群众基础好的湘南组织发动农民、寻找立足点（即根据地）的崭新革命道路已初现。在其后的革命实践、直至湘南起义的过程中，朱德不断发展完善这条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间，在行军途中，朱德经常和官兵谈到“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12〕1927年10月底，部队途经信丰时，他指示地方党组织“要努力发展农协，武装工农，建立赤卫队”。〔13〕在1927年11月上堡整训期间，朱德、陈毅就已开始把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开展打土豪活动，积极恢复农会组织。正如粟裕所说：“在此以前，我们这支部队只知道打仗，现在也搞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虽然这还是初步的尝试。”〔14〕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到1927年底1928年初，朱德更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斗争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部队要想在人数少、武器差的不利条件下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就必须把武装斗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即实行“武装和组织农民”的政策。朱德曾回忆说：“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15〕湘南起义时，朱德在陈毅的协助下，十分重视武装工农，不失时机地组织、宣传、武装群众，加强正规部队与地方党组织、农民武装的联系，抽调起义军的干部帮助训练农民军。
由于正确道路的指引，朱德不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且发展壮大了这支革命军，到1928年4月，工农革命军已拥有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共8000余人。还大力发展了农民武装，湘南暴动时农民武装曾达到7万多人。1928年4月，朱德率万余人上井冈山，成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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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德在早期军事生涯中积聚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为保存革命火种提供了外部条件
朱德为人忠厚，待人诚恳，善结交，人缘好，在滇军中履职十余年，历任排、营、团、旅长，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威名远播，在旧军队中积聚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他与滇军中的朱培德、金汉鼎、王均、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杨蓁、唐淮源等高级将领均有同窗朋友之谊。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朱德正是巧妙地运用了与滇军长官们的同学朋友情谊，从而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在起义军南下途中，朱德积极争取金汉鼎、杨如轩保持中立，顺利通过其防区。金汉鼎与朱德是患难之交，两人均骁勇善战，驰名川滇，在四川叙府一带流传有“黄柜盖，廖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的民谣。南昌起义前夕，朱德赶到九江，想动员老友追随革命，金汉鼎虽拒绝了朱德的建议，但当起义军南下经过其防区时，金曾撤出部队未加阻拦。
南昌起义后，朱德致信老同学杨如轩（时任驻抚州的赣东警备司令）动员其起义，“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了个会，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蒋介石的大旗。现在决定到广东去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16〕后杨虽未跟随起义，但“考虑到多年的友谊，同时震于革命声威，为了保全实力，便把军队撤到南城，让出一条路给红军走”〔17〕。
朱德与范石生合作，保存了南昌起义革命火种。南昌起义时，范石生为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驻防韶关、汝城一带。南昌起义后，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湘南时，蒋介石命令范的16军进行追击。“范从韶关撤出前，朱德即有信给范石生取得联系，因而范军在行军中避免与红军遭遇，双方始终没有接火”。〔18〕
1927年11月，当部队几陷绝境时，朱德利用范石生与蒋介石的矛盾，亲赴汝城谈判，达成了“朱德所部是共产党的部队，一切行动听从共产党的调动；补充的物资完全由朱德支配；部队的内部如何组织、训练工作如何进行，完全由朱德决定，别人不得干涉”〔19〕等协议。朱德将所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6军第47师第140团，隐蔽在范部中。通过合作，朱德所部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20〕。
1928年1月4日，范石生接到蒋介石逮捕朱德的密电后，立刻致信朱德。朱德即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部离开。通过与范石生的合作，不仅保存了这支几陷绝境的南昌起义余部，而且使部队得到了一个师的武器装备，掌握了游击战略战术，使之以崭新的面貌，信心百倍地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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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朱德在早期军事生涯中储备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不断创新战略战术的能力，为保存革命火种提供了军事保障
南昌起义时，朱德军事生涯已长达18年，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卷入过军阀混战，身经百战，到1922年出国留学前，他已成长为威振中国军界的滇军名将和出色的指挥官。他善于从实战中总结经验教训，并与理论学习结合起来对战略战术进行研究提炼。他曾说过，“日本的战斗纲要，德国的战斗条令，苏联的联合战术，他都进行过深刻的研究，作过反复的比较，根据我们的特点，利用人家的长处，来训练我们的队伍，训练我们的指挥员”。〔21〕无论是阵地战、运动战，还是游击战，他都实践过、研究过，且多有建树。但朱德以其创立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而最负盛名。
1922年，朱德反唐继尧失败后返川，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等不仅未响应唐继尧捉拿朱德的号召，而且还以师长之位相邀，这就是因为朱德的战术出名。正如朱德在自述中所说：“所以对我为他效劳感兴趣，是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我这一套对付专制军队很有成效的战术，主要是驻在中印边界时，跟蛮子部落和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22〕
1923年至1925年，在留德、留苏期间，朱德注意收集研究军事资料，他购买了大量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战役经过的著作，请德国将军讲解战役的打法〔23〕，尤其注意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由于朱德善于把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他的学习研究有相当心得。当苏联教官问他回国后如何打仗时，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24〕可见，朱德在早期军事生涯中探索出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在德国、苏联留学期间的理论学习和思考，已经相当成熟。正是凭借其出色的指挥能力和对运动战、游击战的娴熟运用能力，朱德才能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率部突出围追堵截，保存了革命火种。
在会昌战役中，朱德命第3师教导团长侯镜如，组织几十人的敢死队，并亲自动员说：“你们要一反往常猛打猛冲的常规，只同敌人打心理战。要分作数股，分散活动，跟在敌人后面或插到敌人两翼，向敌人打冷枪。要搅得敌人吃不下、睡不着，这就是你们的任务。”〔25〕后来，这支小分队遵照朱德的指示，运用游击战法，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打敌人冷枪，搞得敌人精疲力竭。
在三河坝战役中，朱德发挥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战场应变能力，以4000人阻敌10个团，激战三昼夜，成功阻击敌军，为主力南下潮汕争取了时间。通过会昌战役和三河坝战役，广大指战员亲眼目睹了朱德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出色的战场应变能力，坚定了在部队陷入绝境时跟他走的信心，也为广大指战员在朱德领导下进行著名的“赣南三整”和犁铺头整训，认真学习朱德创造的游击战略战术奠定了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是敌强我弱，革命的中心任务已转变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这需要只熟悉正规战的南昌起义余部的广大指战员在思想、战略战术上进行彻底的转变，由正规战转向游击战。1927年11月至12月，朱德利用与杨如轩、范石生的合作，在其防区，重点进行了上堡和犁铺头军事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从思想、理论到实践上认识、熟悉游击战争及其战略战术。朱德亲任教官。朱德曾回忆说：“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为了适应客观要求，当时已经提出了新战术问题，主要是怎样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以及把一线式战斗队形改为‘人’字战斗队形等。”〔26〕特别是在犁铺头休整期间，朱德根据自己掌握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亲自编写步兵操练、阵中勤务两类教材，规定“将旧的疏开队形改为电光队即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在接敌运动中受到敌人火力杀伤的可能性；散兵队形由一字散兵线改为弧形和纵深配备的散兵群，以构成阵前纵深的和交叉的火网而在战斗上造成以少胜多的条件等等；还规定了强敌进攻莫硬打，抓住弱敌我猛攻，孤敌弱敌我围歼，常遗精兵骚扰敌等作战原则”。教材编好后，先用教导队进行了对抗演习，并亲自进行战略战术讲解和示范。朱德讲到：“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指挥员在战斗中要知己知彼，重视对于敌情的搜索和侦察工作，不摸清敌人的情况不动手。”“反复强调士兵熟练自己手中的武器，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27〕
上堡整训和犁铺头休整，使广大指战员在思想上、实践上从长期熟悉的正规战转向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提高了部队对游击战的适应能力，为部队转向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的游击战，作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据李奇中回忆：“我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被这些新鲜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这些东西，我们在旧的操典中，甚至在黄埔军校学习时都没有学到过。就以电光形（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来说，它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这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得到了验证。”〔28〕1928年1月，朱德以这支已掌握游击战略战术的南昌起义余部为主力组织了著名的湘南暴动，并将发展壮大后的起义军万余人带上了井冈上，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此后，朱德保存的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便引发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本文作者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刘华

注释：
〔1〕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64页。
〔3〕〔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56页。
〔4〕 〔5〕〔15〕〔20〕《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5、126、397、125页。
〔6〕刘学民：《朱德天涯寻正道》，《解放军报》1987年6月11日。
〔7〕〔8〕〔12〕〔13〕〔24〕〔25〕〔26〕〔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92、94、92、94、68、89、94、97页。
〔9〕 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9页。
〔10〕方志纯：《难忘的回忆》，《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11〕 〔14〕 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67、166页。
〔16〕赵镕：《从南昌起义到井冈会师》，《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0页。
〔17〕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18〕严中英：《朱德与范石生建立反蒋统一战线的情况》，《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74页。
〔21〕何长工：《井冈山会师前后的朱德》，《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3页。
〔23〕房师亮：《在德国苏联时的朱德》，《话说朱德——知情者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2-43页。
〔28〕李奇中：《朱德同志教我们战斗》，广东省武装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编，《驰骋南粤卷巨澜——朱德同志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